1928年4月21日，上海龙华刑场，26岁的罗亦农拒绝低头。他从容走向刑场，留下“慷慨登车去，相期一节全。残躯何足惜，大敌正当前”的绝命诗。几天前，他还在狱中；几天后，中央便收到噩耗，并将追查叛徒何家兴的任务交给了陈赓。 罗亦农牺牲时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牺牲的政治局常委。这个身份并非后来追认，而是他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时已经承担的职责。 他的革命道路，并不是从显赫职位开始的。1902年，罗亦农出生于湖南湘潭。青年时期，他接触马克思主义，1920年赴苏联学习，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担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。刘少奇赴苏联期间，正是在罗亦农等人的帮助下走近了党组织。 有意思的是，罗亦农身上既有理论工作者的沉着，也有组织动员者的果断。回国后，他先后在上海、江西、湖北等地负责党的工作，后来参与长江局和中央组织部门的领导。他所面对的，不是纸面上的组织建设，而是白色恐怖下如何建立交通、发展党员、保存力量。 真正让他声名远播的，是1926年至1927年间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。北伐军向长江流域推进，上海工人要求摆脱军阀统治，革命力量必须在城市内部寻找突破口。罗亦农、周恩来、赵世炎等人，承担了这项极其艰险的任务。 1926年9月，第一次起义因情报泄露而失败。失败来得突然，牺牲和被捕接踵而至，但罗亦农没有把行动简单归结为“力量不足”。他更关心的是，工人队伍能否组织起来，起义与北伐进程能否真正配合。 1927年2月，北伐军攻克南昌、九江后，孙传芳势力退却，上海防务出现空隙。第二次起义随即展开，却因军阀镇压、帝国主义干涉以及有关部队态度消极，再度受挫。有人悲观地说：“这回恐怕难了。”罗亦农回答：“这不是终点，是下一次行动的准备。” 第三次起义前，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更细密的部署。工人纠察队负责街区防卫，铁路、码头、工厂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彼此配合。1927年3月21日，起义爆发；到3月22日，敌人在上海的最后据点被攻占，工人武装取得胜利。 这场胜利的特殊之处在于，上海工人并非等待外部军队接管城市，而是依靠自身组织夺取了大城市的实际控制权。罗亦农随后在公共体育场宣布上海市民政府成员名单，并被推举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主任委员。周恩来后来称他为“上海起义的创造者”，并非只是在评价一场战斗，更是在评价他的组织才干。 然而，胜利并没有转化为稳定的政治成果。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勾结青帮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，随后大肆逮捕、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汪寿华、陈延年、赵世炎等人相继遇害，上海的革命力量遭到重创。 罗亦农奉命离开上海，参加了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，即八七会议。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，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，随后补选为政治局常委，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。 此时的罗亦农，年仅25岁。职责越重，风险越大。中央机关在上海秘密活动，人员往来必须极其谨慎。偏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身边的秘书何家兴背叛组织，向敌人提供了重要线索。 1928年4月15日，罗亦农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，之后被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。敌人试图从他口中获取组织情报，但他没有屈服。4月21日，他被押往龙华刑场，牺牲时只有26岁。 噩耗传到中央后，组织没有停留在悲痛之中，而是立即追查出卖罗亦农的何家兴。中央特科所属的“红队”承担了惩处任务，陈赓参与并负责带队行动。何家兴最终被处决，这既是对叛徒的惩罚，也是对秘密战线纪律的一次明确宣示。 罗亦农留下的，不只是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的战果，还有严酷斗争中形成的组织原则：关键时刻敢于承担，遭遇挫折能够调整，身处险境仍不泄露机密。对于一个26岁便牺牲的政治局常委而言，这份答卷写在刑场，也写在上海革命力量最艰难的岁月里。 特别
